扩大内需之本在于启动市场

记者：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明确强调的。就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内有效需求这一问题，我日前专访了清华大学魏杰教授，已在本报发表了。相关的还有一些问题想向你请教。

牛仁亮：你与魏教授的那个对话我已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他谈得很好，很受启发。

记者：运用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投资力度，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这已在1998年的实践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今后扩大内需仍要继续这一政策。问题是我们要组织更多的财政资源就很有可能加重现有企业的负担，伤害其投资的积极性，最终又抑制了内需的扩大。如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

牛仁亮：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正如你所言，财政政策在1999年能有多大作为，决定因素在于我们能组织多少财政资源。目前在组织财政资源上，我们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较小，该比例，1978年为31．2％，1990年为17．4％，1994年下降为12．2％，1997年再下降到11．5％。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这就使我们在运用财政投资扩大内需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如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加大税收份额，这似乎可获得扩大内需的财政资源。然而，与此同时，这将会加剧企业的困难，进而伤害企业投资积极性，最终却从更大的方面抑制了内需的扩大。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出路是实行对应经济波动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即：在经济运行的正常年份，尤其是在扩张期，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而在经济运行的收缩期，就不能增加税收，而是要通过适度发行国债，从而增加财政赤字的办法，增加财政资源。

记者：组织多少财政资源是基础，如何节约财政资源，更大地发挥财政投资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牛仁亮：因此我建议通过财政投资市场化，提高财政资源在扩大内需上的效率。为了节约财政资源，更大地发挥财政投资的作用，同时为了吸取我们在历史上的教训，从更远的战略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政府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后遗症，可考虑，在明年的财政投资中，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

从效益角度讲，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例如防洪大堤，生态保护等；另一类是可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如高速公路、桥梁、电网等。前一类，可继续采取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这里应警惕的问题，一是项目的设计论证、审查，应严格程序，提高科学性；二是这方面项目的总量，并不是多多亦善，它要受到财政总资源的约束。

对于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绝大部分可交由企业去完成。由于财政资金的经济性质，可考虑把财政资金以项目贴息的方式交给企业。即，政府首先选择自己所偏好的投资项目，然后根据项目所需总投入，以及该项目可能的经济回报水平，对项目实行一定比例的贴息政策；同时，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以决定把项目和贴息交给哪个企业；企业在获得项目和贴息后，按照商业银行的规定，取得该项目的贷款。这种方式，不仅可避免政府直接投资、直接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而且同量财政资金可推动的项目将成倍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项目贴息，使项目的成本降低，进而使银行对企业贷款的风险降低，这就起到了启动企业投资热情，解除银行放贷顾虑的作用。可见，财政资金的这种使用方式，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启动市场。

记者：财政投资固然重要，因为它在增加投资需求和带动总需求两个方面对扩大内需有积极作用；但它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因为它所占总投资比例只有百分之几。扩大需求更重要的方面是居民和企业。在寻找消费热点时，目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热点是住房和汽车，有人认为这是启动需求的当务之急。

牛仁亮：我不完全同意这一看法。早在1990年的市场疲软时，就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把住房和汽车作为启动市场的消费热点。问题是1992年经济增长虽然上去了，但人们知道住房和汽车并未成为消费热点。时隔数年，旧话重提，这不能不使我们冷静分析一下消费热点与启动经济的关系。一种消费品能否成为市场热点，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和购买能力。住房和汽车肯定为广大消费者所需要，但这种需要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就同广大消费者的支付能力相关了。有关资料已经表明，因年初提出房改的目标，广大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却相对减少了，因为他们把即期支出以储蓄方式推迟到未来，以便将来购房。

应当指出，培育消费热点同启动整个经济之间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消费热点既可出现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可能出现在经济慢速增长时期。但是，启动经济则不然，它一定是处于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时期。说到底，启动经济与寻找消费新热点的最大区别之处在于，前者不仅包括消费新热点，而且包含由于经济周期原因出现的正常的、一般的消费回归。譬如，今年同去年相比，消费增长下降了1／3以上，这种消费增幅的急剧下降，绝不是因为消费热点的突然消失，而是由于整个经济增长走入经济周期的收缩期所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情况也完全如此，1989年消费增长比1988年下降20个百分点，1990年比1989年再进一步下降5．1个百分点，这同样不是消费热点的突然消失，而是经济进入收缩期的缘故。从而，1992年经济的全面启动，也不是由于找到了哪一个消费热点。

记者：这次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与1992年的那次有什么不同之处？这些不同决定了在操作上要注意什么？

牛仁亮：说到不同之处，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四点：

第一，市场化程度不同。1990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54．6％，目前只占25．5％，建筑业产值中，1990年国有企业为48．2％，现在为36．3％，在社会消费品销售中，1990年国有商业占38．5％，目前占有23．2％；另方面，即使是国有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价格、资金、人员等方面，其市场化程度已今非昔比。

第二，行政作用方式不同。1992年，小平南巡谈话，把我国经济运行推到一个新阶段。当时各级政府的作用基础与现在不同。当时各级政府可以直接代表企业找项目，筹资金，而现在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政企分开的进展，企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按照经济效益和自负盈亏的原则独立决策了。

第三，银行的行为方式不同。90年代初，银行与地方的关系十分密切，大量的贷款都是二者讨价还价或相互之间某种默契的产物。现在的情况是《银行法》、《贷款通则》、《新刑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大大约束了银行和地方在贷款方面的非经济行为。尤其是近年来金融改革的深化，要求银行各级领导对不正当贷款承担直接责任，这使贷款的非经济因素大幅减少。

第四，发展和改革的空间不同。90年代初，一方面城市改革才五六年，改革处于粗放型阶段，即改革可以在基本不伤害各社会群体利益的空间里进行，从而阻力较小；另方面，也基于城市改革和发展刚起步不久这同一原因，社会可利用资金源的空间也比较大，尤其农村改革、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了巨大社会需求，以及整个短缺经济时代还远未结束。目前，我们面临的改革与发展环境，都要比90年代初紧张得多。从改革看，公务员分流、职工下岗、机构改革等都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甚至是存量利益；从发展看，一方面周边国家经济环境普遍恶化，另方面，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化。这些都使目前的启动经济难度增大。

上述情况表明，这次启动市场，扩大内需，只能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手段。

记者：扩大内需不仅要有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要有积极的货币政策。但有一种观点认为，从经济高涨走向经济收缩，货币政策作用明显，而从经济收宿走向经济复苏，则财政政策作用更大、更直接。

牛仁亮：这种观点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世界经济史表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方式确有差别。辟如，货币政策在启动经济时，有一个较长的滞后期。但是，这两种政策的相互配合，从来都是各工业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尤其是，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虽然仍应继续扩张，但其作用空间并非没有边界。因此，应及时配合推出力度适当的货币政策，如，适度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把防止通货膨胀与反通货紧缩结合起来，当前，更为重要的是反通货紧缩。

记者：我理解，扩大内需是一个数量概念，也就是通过提高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只注意扩大内需的数量，而忽视扩大内需的质量，结果可能是速度上去了，人民生活并未得到改善。

牛仁亮：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一再强调，要把经济增长同经济效益，结构调整，经济质量有机地统一起来。